最近在读全球信息产业中一些领军企业的传记，常常忍不住思考一些问题：中国内地手机产业能否培养出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？最后谁有可能胜出？中国内地手机企业究竟缺少什么？
其实在与产业界人士私下聊天时，这些问题也经常被提及，但很少系统地归纳，原因之一是企业的发展本来就由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决定，很难说谁最后一定能达到何种境界。但经过这段时间对内地手机企业的观察，以及对国际企业的一些比照，发现目前的内地手机企业普遍缺乏做大做强的自信，经营者确实更务实了，却普遍存在“小富即安”的心态，只看眼前的经济效益，少做未来的长远规划，导致不少企业都是散兵游勇，都想着赚快钱，看不到国产手机企业整体的凝聚力和后发优势。
国产手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
笔者更愿意将国内手机企业及企业家分为两代：核准制前或牌照的“第一代”和通过核准制获得牌照的“第二代”。长期跟踪国产手机的媒体同行有强烈的同感，原来喜欢时不时露面说说战略的手机企业家们都“低调”了，而愿意接受采访的企业家似乎都已经不再有当年“言必称战略、称国产”的风范，他们常常把话题转向什么机器好卖、哪个概念别人没有，甚至成本多少、利润多少这样原本是“
内幕”的东西，企业家更“实在”了。
应该说，“第一代”企业仍然是国产手机的顶梁柱，但从近日的财报情况看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；“第二代”企业除了极个别外都赢利了，但无论从规模还是气度上似乎都透着“扶不上台面”的气息，还是小企业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是“第一代”还是“第二代”都在逐渐丢失对民族产业的使命感，只图“赚快钱”的风气在手机产业蔓延。
普遍缺失做大企业的自信
或许，应该以这样的逻辑梳理国产手机企业目前的普遍心态：
“第一代”企业能在核准制之前取得牌照，其中大多数与信息产业体系中的国有企业关系密切，而我国政府扶持本土手机产业，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责任感的历史任务，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有一定的使命感，也愿意在公开场合以中国手机产业的姿态表态。但是，这些企业一方面由于经营体制的限制，一方面因为过早地遇到了手机市场发展的高峰期，导致“不会走就先跑起来”，最后在市场上摔了跤。
而“第二代”企业大多数是2005年之前就觊觎手机市场多时的民营企业，他们在获得牌照之前就想尽办法，以各种手段切入市场，具有“小而灵活”的特色。同时，手机市场产业链因为有这些企业的需求而变得更加细分化，切入手机行业的门槛大大降低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求快、求变成为这个市场的生存法则：“第二代”企业一心想着如何率先找到消费者的需求切入点迅速推出手机，赚一笔就再换概念； “第一代”企业想着如何精简原有较大的运营体系，夺回失去的市场。国产手机似乎进入更为务实的赢利时代，但同时看不到哪家企业可以做大，可以长久生存，更重要的是，连企业自己也没有做大做强的自信。
成立之初就应有做大的“野心”
或许有人会说：责任感、使命感，那都是经营无忧的企业该考虑的，做长久企业，那也是企业在不断扩大过程中该考虑的，现在内地手机企业的现状，是考虑如何持续赢利、生存下去。
此话虽有一定道理，但在最近对其他成功企业的研究中，笔者发现，全球但凡成功的企业，从创立开始，首先就有做久远生存的大公司的理念，这是我们很难在现在的手机企业领导人那里看到的。
1946年，井深大和盛田昭夫成立SONY公司时，就写了一份承载了自己梦想的《公司成立意向书》。这份意向书格调极高，并且今天仍然适用。在索尼开业仪式上井深提到：“如果我们和大公司做同样的事情，是无法与其匹敌的。但是，未被开发的技术比比皆是，我们要做大公司做不了的事情，以技术力量为祖国振兴添砖加瓦。”
这段话中，我认为内地手机企业至少有三点可以借鉴：1.同样面对与大公司的差距，索尼的策略是差异化，这一点现在很多手机企业都在遵从；2.在差异化的实现道路上，索尼借助的是技术，这一点大部分国产手机企业并没有太大关注，它们更关注概念的差异化，或者说也用一点新技术，但更愿意凭“小聪明”用“小技巧”而不是探索技术的深层，挖掘难以拷贝的技术差距；3.索尼提到了“祖国的振兴”，从价值观上而言，这才是支撑索尼后来大而续大的最大动力，这一点，现在国产手机企业普遍缺失。
还有，索尼在初创之时，就确定将公司产品定位于“生产让消费者能轻松使用、具有市场潜力的独特产品”，现在看来，这一理想到现在都仍是公司的实践标准。而反思内地的手机企业提出的所谓定位，更多是随波逐流，为口号而定位，为销售而口号，也体现出国产手机企业没有长远的经营观。